八零整的每日生活

有一件事情，是很多人问我的——精神分析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回答了好多次，我说这能够让我正确的自我认知，同时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以控制精神力量的意识的自我。另一件事情，也是很多人疑惑的——弗洛伊德何德何能，居然被认为是哲学家——这也是我今天重新回答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精神分析是一种哲学的分析方法，不仅仅可以用来分析个人，而且可以推而广之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身边的生活，还是历史，或者是艺术人文。弗洛伊德的后期用这个观点解释了很多很多人类社会现象，这就是他作出的最大贡献。

用精神分析来看待人类社会的方法，和用黑格尔逻辑学看待人类社会，只有方法上的不同，没有方法论上的不同。

《僧侣》这本小说在我的书橱里静静的躺了7年以上，那还是外滩那家特价书店尚未关门，虽然不再是两个人回去逛，不过我还是会偶尔买一些。当时看书不像今天那么疯狂，买书很多时候是为了纯粹的消遣。《僧侣》和《意大利人》是买《德拉库拉》时候的附属品。后者是我决定了解一下吸血鬼文化时候的购书决定。

一本小说往往有很多种诠释，且不说《红楼梦》解决了很多中国人的失业问题，现在很多五毛党也常常籍着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撰写的小说解决生活费用问题。7年前的我或许会对这本书有其它的想法，今天，一本中世纪小说所能带来的，却毫无疑问是一种精神分析的结论。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反映，这本18世纪末小说，反映的是整个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转变的精神过程，相当于从小说的层面，撰写了一部宗教改革史。

有些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单一哲学必须存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体系化的方法论；不过要把事情联系在一起，那么必须通过各种哲学角度。这本《僧侣》的主人公其实就是阿姆布罗瑟，他的历史就是欧洲宗教改革史。当欧洲社会的生产力在中世纪晚期得到绝大的发展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利比多似乎就这样多出来了——尤其是社会生产可以早就一个无需整日工作的贵族和僧侣阶层的时候，这个阶层如何释放多余的利比多就成了一个问题。在艺术上，这种多余的利比多带来的是洛可可艺术的极度浮夸，而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洛可可艺术反映的那样，淫靡成风。对于骑士阶层而言，这种利比多的多余当时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僧侣阶层而言，他们无法像骑士那样去过淫靡的生活，却仍然有大量的无法释放的利比多。

僧侣阶层是当时整个欧洲社会的代表，因为贵族阶层属于那种不受“图腾和塔布”限制的人群，而僧侣则代表了当时天主教对欧洲社会的此类压抑。然而中世纪宗教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精神要素，那便是“自我”。过度的宗教压抑带来的是宗教性的超我，这一点在阿姆布罗瑟身上是很明显在存在的；但是利比多之无法宣泄所带来的，又是一种全然的危险的本我欲望，无论是某种无德行的虚荣心，还是那来自于性的本能；都使得这场精神战争在当时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当超我来自于一种宗教的理念，这种强加的超我不是自我通过对象选择和摹拟形成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而是宗教机制的强加——其中的手段虽然仍然是一种唯实原则，但是不免距离生活太远；但是本我也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宣泄出口，而使得利比多通常只有“性”这个唯一的通道（想想当时的社会环境吧，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世纪一方面是骑士阶层的性放纵，一方面是僧侣阶层的女巫恐惧了，因为前者不受塔布的限制，后者必须严厉地进行欲望压抑）。

我相信当时的情况是，大部分人的自我是很弱的，因为这种强加的宗教超我道德，本身是一种父权独裁统治，而一旦成为独裁，那么道德和罪恶之间，只有意念的一步之遥——因为道德是宗教的独裁，罪恶是本我的独裁。独裁的道德造成的，并不完全是对罪恶的压抑，而是自我的微弱之下；于是当自我无力的看着本我的欲望与超我的道德战争的时候，阿姆布罗瑟在小说中的种种精神现象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本我对于自我的控制能力，往往又是超我所不能及的，于是这种压抑导致的本我的额外扭曲，终于有一天会爆发。这种爆发可能是想阿姆布罗瑟那样的源于欲望的堕落，这是性本能；也有可能是圣克莱尔院长那样的无法满足欲望情况下对所有源之于此的人类情感的凌虐和破坏，这是破坏本能。——这都是修道生活早就的精神病的显著象征。

或许僧侣们这样的压抑，这样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修道院的内部，然而对于民众而言，一旦利比多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又看到僧侣们不为人知的一面之后；当宗教压抑依赖的道德和惩戒都不再可信的时候，那种利比多的爆发就是中世纪末宗教改革的源泉，也是小说中民众毁灭两个修道院的原型。

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倡导利比多宣泄，也就是纵欲的节制问题。小说中并没有把爱神放在上帝的敌对面，真正与上帝对立的，是收到欲望诱使的罪恶的手段，是被这种手段所吸引的无法强大起来的自我。虽然欲望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光明的，不过小说中的两段感情还是很不吝啬的予以肯定，欲望的不光明，一方面是因为压抑早就的一种自我的弱势，一方面则是这种无力的自我面对欲望所直接采取的罪恶的手段。

无论如何，利比多并不是消耗不完的，这是压抑所可以持存，并且始终给予一种长期的罪恶感的原因；这是阿姆布罗瑟在利比多释放后的无助的纠结的背后，也是弱小的自我无法面对利比多的能量的起伏的结果。这在僧侣阶层，是持续的圣洁和罪恶的对立，这在民众阶层，则是宗教改革中反宗教情绪大爆发之后的精神寄托的死寂——或者如小说所说，去寻求一种无神论的解脱，建立更加强大的自我；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民众阶层始终无法建立强大自我，而终究要在一种更加缓和的宗教中，继续这种精神战争——乌合之众的自我只能慢慢建立。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或许从这个角度解释这本《僧侣》，使得它成为了精神分析的一份极好的分析实例；我也相信这些中世纪小说的反省，就是精神分析的萌芽；源自于性能量的文学和历史，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