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整的每日生活

流行音乐这个东西，应该是人类历史贯穿至今从未消亡过，只是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变化的东西吧。”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诗经时代开始就是这样子了。诗经时代所谓有文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整个中华民族还只是处在”探索语言“的阶段，所以今天看诗经，要么是已经被历史淹没从而晦涩难懂的部分，要么是经过历史证明隽永而晦涩难懂的部分。可能应该算在孔夫子的功劳上，无论是他普及了教育，还是后人借他的名义继续向下普及教育，总之在春秋战国之后，文化已经不仅仅掌握僧侣和祭祀手中，自然可以不仅仅用来齐家治国，也可以用来修身养性，甚至仅仅是娱乐。

乐府是一个政府机关，最初乐府的作品是诗经，从汉代开始，看起来诗经已经不流行了，乐府的重要收集便是乐府诗了。诗经不流行的原因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文化的变迁，后者是随着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不断变化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庙堂之外的语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说法在文化领域也是有效的，来自于民间的歌唱的汉魏乐府诗，也是上层建筑所喜闻乐见的东西，被用来娱乐贵族；同样贵族们创作的乐府诗，也影响了民间的曲风，影响了那些创造了大量的乐府诗的佚名的作者！

乐府诗的用词是极其平和的，非常易懂，大约是因为今天古文教育仍然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关系，凡是高中毕业的人，乐府诗中晦涩难懂的部分仍然是比较少的，大部分的意思都还是明确的。相较之下，我手里的《诗经译注》和《诗经今注》对大部分诗经的意义的解释都是大相径庭的！当然这同时说明，通俗音乐是以通俗为目标的，诗经对于顶尖的文化人士而言或许还算是通俗，乐府诗对于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而言，尚算是通俗的吧。所以我还是很欣赏其中的很多诗词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诗经中史诗和故事的成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在抒情，这没有上下文的抒情似乎无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状况，以及为了形成某种思想状况而真实发生的事情。乐府诗中这样的题材就很多了，两篇最伟大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都是这样的故事，如果说诗经无助于我对中国历史的英雄主义思想找到更好的了解的话，乐府诗似乎就比较有助益了，尤其是民间英雄主义的行为，可能更加传奇，更加可以反映我所需要了解的，中等程度的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说道乐府诗，不能不提及一些文人在其中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将这种通俗的东西变成了雅俗共赏的东西，在其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学内涵，于是这种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令得乐府诗中具有的不仅仅是通俗部分的精品，也融合了文学艺术的精品，这两者的结合才使得乐府诗可以占据重要的中国文化地位。

本来看完之后，我想因为周二的事情试试写写的。不过很可惜，自己的文学素养不够，也罢也罢……

袁腾飞对于中国古代史，当然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地进行抒发，这一点在那些来自于外界的书评中得到了充分地证明。不过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2》中，他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来向大众介绍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他的犀利就遇到了一座无形的但是巨大的墙上，早就这堵墙的是一些神秘的“有关部门”，谁都不知道这些个部分在哪里，但是这些传说中的部门却让大多数人在某些事情上说话不能。这让我想到清朝的文字狱，那些都是有形的，自上而下的压迫；今天的有关部门的伟大在于，由于这种恐怖的存在，往往不需要自上而下，大家就已经完成了自我阉割。

近代史上其实有很多的禁忌，以及被大量扭曲的东西。其中被扭曲的最为严重的，上周我在家里说到过，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本质上是一次不那么成功的农民运动，这次农民运动始于清末民众由于帝国主义压迫而病急乱投医所以特别“喜爱”的泛神论风格的“邪教”的一种，一个稍有一点点文化但是本质上只是一个想当上皇帝的农民准秀才。因为是农民运动，共产主义政权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无视其中大量的负面内容而加以褒扬；但同样因为其中的邪教本质，在另一个邪教造成对政权的威胁之后，最近有关于太平天国的负面评价又甚嚣尘上。在袁腾飞的书中，是后者，说明他大致上也是被蛊惑的人群之一。我绝对相信太平天国一定是某种让今天人看来很不舒服的邪教类型的运动，洪秀全是一个贪图享受甚至淫乱的家伙也是事实；但是太平天国显然也是最近这几年说的那么不堪，否则也很难打下小半壁江山；太平天国和另外一场类似的农民运动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后面那场运动的领袖，比洪秀全要有文化，有“主义‘！

最近民国的整个过程由于希望台湾回归，以及中共也自诩为三民主义的接班人，而渐渐不再那么禁忌了。所以最近有很多很多的还原孙中山和民国的那段故事的书籍和电影甚至电视。大学政治老师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今天的中国很像100年前，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制度，而掩藏在其中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的社会和经济，只能是一个外强中干充满内部矛盾随时可能崩溃的政权而已。这句话在2001年看来似乎还是正确的，但是中国毕竟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中共的政权有其自己的更新机制，所以也不同于清廷。所以今天和100年前一样，中国仍然是一个贫弱于基础，官僚于上层的国家；但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关系，中国的基础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上层的官僚也受到了必要的限制，尤其是在一些国际化的大城市里面。基本上目前不认为今天的中国有任何革命的基础在，所以辛亥革命的历史在今天就不再是一个禁忌了——前几年是的，因为当时有革命的可能性；过去几十年也是，因为当时还要革很多人的命。

民国的建立的历史是与太平天国可以对比的一个东西，它初期的极端不易，和后来的烽火燎原，与太平天国完全相反，而且它所完成的，显然比起建立民国，打开国民的政治信仰显得更为重要！而其中曲折的过程，几乎让每个人都可以为那些牺牲的个性的革命者动容！

最后一个不能多说的，是中共的各种历史，包括红四方面军的那些问题，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地位和到底谁篡夺了抗战果实的问题，后来的内战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今天仍然容不得与初等和中等历史教育相背离的言论出台的地方，于是袁腾飞的书不是狗尾续貂，而是不能用貂尾，貂尾在哪里估计除了个别研究党史的人之外，也无从获得。

我相信历史终究会给出一个更加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当然，这不是在今天，甚至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

袁腾飞是一个北京的中学历史老师。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让这个国家成为金钱至上主义之后，历史学就进入了一个具有奇特特点的时期。作为没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学科，很多学校已经将它束之高阁；作为人文学科以及对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方面，又依然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强权下扭曲地蜷缩在不那么合适的画皮的躯壳中。

于是乎无论是大是大非的《上下五千年》，还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初等历史教育，在中国解放之后主要是一种洗脑般的教育手段。历史本身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像科林伍德说的那样还原那个历史时刻的历史思想和历史事件，从来就不是这项教育的目的，历史事件仅仅是手段，所以可以任人打扮——“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经过考证不是胡适说的，所以不是胡说。

中国古代史，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其中很多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再是一个禁忌了。而且随着很多出土文物的出现，很多历史事件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加精确的解读。而思想上80年代开始的放纵虽然遭到了80年代末的那次浩劫，随着这次事件过去依旧，中国的思想又重新走向了相对的开放道路。于是不仅仅是学术界可以公开一些与传统的历史教育相异的，但是得到学术界认同的历史观点；个别学术人士相对独立的历史观点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释放；而且这些“新颖”的观点，又会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喜爱，尤其是稍稍做到了温饱的人们，总是需要一些精神的食量的。

袁腾飞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就是上面说的这样一个过程或是说一个事实的一个例子。其中有还原的历史真相，有得到公认的一些学术成果，有他本人的观点评判。虽非细说，但是毕竟是有些娱乐化的，茶余饭后，可作为一个消遣。

埃及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到凯撒和屋大维时代之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整整三千年！西方文明从希腊开始算到今天，东方文明从商周算到今天，不过与之相若。这是怎样在其他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文明社会啊，这是怎样漫长的三千年啊！但是这三千年，对于这个民族而言，几乎就是一瞬间而已，埃及文明在公元前三千年的状态——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尤其是艺术，这是我们现在了解埃及几乎唯一的方式），平民的生活、皇室的奢侈、诸神的崇拜、复生的期待——到这个王朝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几乎就没有什么变化。

当然这种没有什么变化是我们用今天的参照系，用后来三千年的文明的发展来判断的。站在历史的角度，埃及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铺垫，这种铺垫是后来三千年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有多重要，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有点重要。站在今天看起来，埃及文明依然是伟大的，但是即使这种铺垫的重要，也不能否认这个民族这个文明，在那三千年中的发展是如此缓慢。如果……唉，不需要这种如果。

埃及文明今天看来那三千年几乎就是一个样子，这种样子使得对于这本《尼罗河两岸》而言，摘取哪个年代的故事根本不重要，因为虽然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就只是尼罗河沿岸的，每年等着尼罗河泛滥带来的沃土，那种无需努力的耕耘就能得到的收获，于是可以养活大批的僧侣大量的文官一支足以自卫的军队，和一位伟大的君王！自君王而下，因为这种规律性的过程带来的毫无意外的富足，也就希求能够再生能够在某个地方永生，伴随着每天一样规律着升起的太阳，巡视这个世界，继续这种规律的生活。

这也就是这个民族在三千年中，几乎没有，似乎也不需要什么发展的理由。他们所有的积累，都用来追求一些无意义的永生，这种追求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无需担心未来，以至于可以永远享用这样的规律的富足，那么积累下来的自然不消费掉也没啥意义——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什么呢？这样的规律同时磨灭了他们的精神的意志——如果一切永远就是规律，为什么下一世不继续这种规律呢？那么我还需要想什么呢，别想了！

今天我们听起来这些相当可笑，或许几十个世纪之后，人们会问：电视，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吃肉，肉有什么好吃的，吃维生素片不就好了（真讽刺，科学大发展后，那群中毒的科学主义者就认为可以这样满足人类的营养需求，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可能）。今天对资源确实的滥用的，和当年的埃及不相同也没什么不同。

太富足了，而且富足的有规律，无怪乎那些需要纠缠在与自然界以及与精神深处的争斗之中的希腊人，那些在周围虎视眈眈的民族中需要获得生存的罗马人，会迅速的发展起来，最终在吸收了埃及文明的精华之后，超越了埃及，最终结束了这个王朝。这首先是文明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尼罗河岸的三角洲，这个小小角落已经不能再依赖于规律泛滥的尼罗河而独善其身，这也是一个或者说陆陆续续几个发展的文明，战胜一个止步不前的文明！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回到阅读和了解《诗经》的本来目的中，看看基于这本周满江的解释，可以看到一些怎样的，来自于我们祖先的精神的展现。

诗经的内容，就是商周时代史诗、贵族音乐、和贵族们用来欣赏的民歌。很容易想到的是，作为少数人的贵族和作为大多数人的奴隶，在那个时代虽然阶级划分是明确的，但是生活却反而因此完全融在一起。这和希腊时代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要说诗经中的那些遣词造句或者艺术手段，既不能说是贵族从民间的采风以为诗经是来自于民俗文化，也不能说就是贵族语言形式加诸于民歌民谣的内容；在当时贵族和奴隶只有阶级的不同，而无生活的隔阂，因此贵族诗也好民俗歌也好，都源自一体的生活实践。

今天称之为语言文字的东西，其威力之巨大，已经可以将整个人类社会完全控制在内了，没有文字虽然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小觑文字的现实地位和中子弹一般杀人于无形的能力是会招致严重后果的。但是在三千年前，文字却尚不具有这样大的能力，文字的能力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而社会精神思想日益形而上学所造成的。中国象形文字持续至今而没有专为字母文字，应该说被这种形而上学的毒害相对还是较少的，文明更加本源一点，更加接近于有机社会而不是等级社会。

似乎中国古人的生活，在周代因为农耕文明的巨大发展，并不似希腊悲剧那样，总是要去反映与自然的斗争，去作为一个莽苍世界的苍劲者，去作为自然环境这个致胜者的对手，从而强力行事。我们的农耕文明，按照山河岁月的说法，平和而潇湘，于是诗经所反映的几乎是一种载歌载舞的与自然和谐的过程，在这其中文字只是整个表达的一部分（还有音乐和舞蹈），而这种表达并不通过悲剧这样的形式来展现人类面对自然和命运的抗争，而是展现人类与自然共融的生活中那种悠然而来的愉悦情绪。这种明显的区别可以从诗经的结尾和悲剧的结尾中感受到，诗经的结尾通常是一种带有自然而然的愉悦的“乱”，哪怕是怨妇之诗也不似悲剧那样，非要通过抗争到底玉石俱焚来获得终极的和解，而是在这种澎湃的综合而复杂的各种感情的冲击的“乱”中获得和解——无需玉石俱焚，而是接受金银泥沙俱下。

当时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隔绝状态的，并不是奴隶和贵族之间。由于两者的严重的相互依赖关系，恰恰他们在物质上是完全在一起的，这一点可以参考当今的印度的状况。稍有不同的是印度已经经历了太长的时间从而贵族文化和奴隶文化已经隔绝了，而在三千年前的中国，语言文字仅仅处于其诞生状态，贵族和奴隶都是一起在探索文明，因此这些精神上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应当远远小于两者阶级上的距离——尤其是语言文字的实践，是充分需要现实的生活以及劳动的过程来充实的。

真正处于隔绝状态的是当时邦国的朝廷和一般社会生活之间的。政府在当时是一种新生事物，对于奴隶主或者封建领主（我真怀疑中国有过多少时间真正的封建，从秦代开始的中央集权，就已经不能视之为典型的封建了）而言，刚刚从国家部落转为部落国家形成的专门的政府，隔绝了原来的家族部落的管理状态，但是还需要探索以政府方式统治民众的方法，以及这种统治中的信息通道。当时的贵族们应该是有一种通过音乐和舞蹈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要求的，无论是私交或者外交过程，还是娱乐饮宴，抑或是祭祀巫术，而基于这种音乐和舞蹈的就是诗经中记载的那些诗句。于是刚刚建立的奴隶制邦国政府，便使用采诗这种形式，保留过去的传统，以延续这一极为珍贵的建立在即将成为重要武器的文字基础上的信息通道。如果说当时的不少诗句是讽刺时政的，甚至是市井谣言（从一些谣言一语成谶来看，这种谣言是充分反映社会现实的），那么说明采诗官是非常有意识地使用这一信息通道，甚至于通过这种信息通道不仅仅收集而且延续一些重要的当前或者曾经的民意的。

孔子后来说什么礼乐败坏之类，其实说明另一方面政府已经掌握了当时家国一体的封建统治方式，使得诗和乐成为完全的一种娱乐之后，那么民间的诗歌自然就不再有采集的充分必要（尤其是那时的贵族应该也已经可以与劳动者泾渭分明的生活了），而贵族自己享受自己的音乐和其它娱乐就可以了。

回到本来要论述的内容。由于这种艺术形式在当时首先是在贵族和奴隶中共享的，其次是出于一种语言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于是在艺术上，它首先完全源自于生活的。也就是诗句完全真实地反映着当时贵族或者奴隶们的生活，既无需也没有能力进行太多的艺术修饰，也并不包含什么阶级斗争或者批判的情感在里面。人生总是有喜怒哀乐的，能够真实的进行表达在当时已属不易，而且就此也就足够了。大家的喜怒哀乐都是真实的，至于由此找到什么阶级斗争或者意识形态批判，那就只是后来人的说法了。外加上前述的诗经的统治意义，

诗句中无法包含太多的意义是和当时的文字使用水准密切相关的，诗经并不是有意或者刻意淳朴，这种今天看起来的朴素在当时是赤裸裸的现实的艺术实践。能够用有限的文字，将那种冲出内心的情感表露出来为人理解已经是相当不易了，而且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使用比或者兴这样的手法来获得听者的理解。使用当时这种唯一的也就是今天称之为淳朴的表现手法，加上四言诗中真的无法像后来的散文那样堆砌辞藻，当时也没有那么多辞藻可以用来堆砌，于是即使费尽心思要充分展现内心，但是在形式的束缚和贫乏的早期语言实践的基础上，这种淳朴就只是一种必然而已。

最后还是一件和上面那些一样将自然的必然当作人类的伟大选择的错误的事情。便是对诗经中那些伟大的遣词的赞善，周满江称之为“诗人语言艺术的高超”。唉，其实还不如称之为后人不再进行语言艺术的探索更合适——当然，一种语言一旦通过诗经这样的方式形成了，其它方式的道路就已经宣告终结了，正如人类已经成为一种智慧生物之后，便断绝了其它动物的智慧之路。

古人词穷，绞尽脑汁之外还可以创造发明，借用诗句来抒发各种情感。这些词句是否达意，只要后人在继承并发扬和解释这些词句的时候，充分地展现其本来意义就可以了；而这些词句也就借着这样的一种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成为后世所有的辞藻的本源，并且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使用中成为了一种经典。所以当时有限的遣词造句，以及为了赋诗而刻意的创造发明，因为为文字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被广为接受的道路，并且在后世被继承、延伸和扩展。今天我们说诗经的用词是那么精到，那么高超，实际上仅仅是因为这些词句成为了我们现在语言文字的基础——它不是在当时进行的高超的形而上学，而是因为它们在后世形而下的不断扩张，才使得当时的那些具有今天看来形而上的意义。

呜呼，写得好累。我最初的目的其实还刚刚只是开始。不过这次概要的探寻之旅，却已经相当过瘾了。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正式使用《诗经》，应该起于南宋初年-屈万里）。[3]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

——维基百科

基本上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曾经是完全不入门的我，这次非常主动的《诗经》之旅并不源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某种向往，而完全是因为我试图探求中华民族精神深处那些可能源自于文明早期的沉淀，将其中光辉的宝石从后续两年多年的沙砾中发掘出来。这必然会让我对这个三千年的帝国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中华哲学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这些哲学如果可以让我从一种本源之处找到，便可以使我不仅仅停留在书本的层面，而可以将哲学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从《形而上学导论》中获得的感悟。

为什么要从《诗经》中寻求，其实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主意。他们用反哲学的方式寻求西方哲学本源，将其从黑格尔已经走到的尽头中拯救出来，开辟出一片不再限于主客观二元论，却又真正重新用正确方式对世界探求的本质过程中。这一切却是来自于他们从古希腊的早期悲剧和早期史诗中，寻求到的西方文明早期的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观点。虽然不能说海德格尔的论述中，究竟是先有想法以凭借早期希腊史诗予以附会，或真是从中获得的灵感，通常这是一种缘分——他的观点和某个真正的观点偶遇的结果。这些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就可以有所发现。而我正是因此决心从《诗经》中入手探求中华哲学。

这本周满江的《诗经》，是对诗经的总论中，国内出版的作品中开门见山的一本。而且堪称是杰作，因为作者在其中确实是用一种正本清源的方式，将诗经中那些素朴的作品中所蕴藏的华丽丽的乐章背后的感情，以及寄托这些感情的赋比兴都深入浅出地点出。并且将最新最近的对于诗经的那些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其概要信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地位影响四个部分——凝缩在这小小一册中，确实可以做到不读诗经而完全了解诗经——虽然要想享受那种诗经之美，还是必须通过阅读诗经本身来获得感觉。

周满江这本改革开放前的作品，毫无疑问受到当时强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蹂躏，使得作者不得不在优美的诗作中寻求阶级斗争的重要特征，这和此前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断章取义，还是后世“著述引诗”的牵强附会，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很坚决的相信作者并不是真的要在其中去发掘阶级斗争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是任何时候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诗经》肯定反映当时的奴隶制社会并且肯定是奴隶主尤其是各邦国的君主的需要，而所有的《诗经》的注解也必然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如果能够更加纯粹地回到当时的状态来理解作品本身包括其中的政治因素，正如科林伍德的历史观，那么就能够更加真切地理解作品！